对此，央行与市场都给出使用上述工具的诸多理由，如更具有针对性、避免大规模刺激的一种方式，以及通过利率工具起到短期利率走廊+中期利率指引的作用等。

由于近年我国股市表现欠佳，这部分市场化资金的投资回报收益率并不高。民间金融的利率定价多处于20％以上，调研发现，有的甚至高达60％，以温州、神木、鄂尔多斯等民间融资为代表。

参与民间金融的机构很多，有典当行、担保公司、房产中介、投资公司甚至部分小贷公司。渠道业务的发展有利于打破金融市场分割，但也会缴纳不菲的渠道费，进而增加了资金的交易成本。二、当前利率曲线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资本收益曲线明显比较陡峭，无风险利率为3％—4％，而民间借贷利率甚至高达40％—50％，两者差距悬殊。但由于存在刚性兑付的软规则约束，即使单个产品出现高风险情况，管理层也会想方设法实现全额兑付。在资本市场里，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的监管要求也不尽相同，收益要求和实际回报差异较大。

建议加快信用担保、存款保险、资产评估、市场拍卖、产权交易、资产证券化等市场建设，完善资产处置的市场退出渠道。对传统金融机构而言，贷大贷长、靠利差生存的日子将越来越艰难，需要它们加快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深入挖掘小微企业的个性化需求，切实推出适合产业发展方向和真实市场需求的金融创新产品，逐步完善风险定价和风险管理体系，以应对市场化带来的冲击和压力。在准入业务范围方面，也可有所扩大。

而现实是，我国民营资本在经营管理银行方面缺乏实际经验，新生的民营银行经营过程中有可能存在过多为关联者（包括股东）服务、不顾债权人利益风险的情况，这也是银监会尚福林主席在今年两会期间在接受记者相关提问时提出会对未来新开业的民营银行加强关联者监管、要求其建立生前遗嘱的原因。而民营资本参股在上一轮改革中就已开始。那么未来我国银行业开放政策需要坚持哪些原则？中期可以采取哪些相关措施？ 银监会认为，要坚持‘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银行业对外开放总方针，统筹兼顾，引导外资银行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在共享我国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差异化、特色化的发展，为进一步繁荣中国金融市场、引领金融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做出新的贡献。适当提高对外资的开放度不仅可以增强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还可能相对有利于促进我国金融稳定。

因此，中资银行还需要借助更大的外力和外部智慧，通过与跨国银行和外资银行合作来引入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理念，并通过干中学、技术溢出、与其他中资银行的竞争中模仿来进一步传播。要解决这些问题，仍需借助外部智慧。

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相应经历了1979年~1992年的起步发展期、1993年~1997年的快速发展期、1998年~2001年的调整期、2002年以来的加速发展期。1978年以后，我国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经历了试点阶段和入世后的扩大开放阶段。如果单单是为了改进公司治理，那需要明确，产权结构只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公司治理包括股权结构、发展战略、内部控制、业务流程、信息披露、信息系统建设、激励约束机制与人力资源管理、外部中介机构（如审计）作用等多个方面，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些外资银行已作为战略合作者或财务投资人参股中资银行，不少在华外资银行已经摆脱危机中的颓势、在华扩张欲望较强。

从在华外资银行的既往表现和整体评估看，它们发挥了良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中资银行的绩效提升，也促进了金融创新、银行业服务质量改善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但是改变产权结构的目的需要从整体维护银行业稳定的角度予以把握。各项贷款共1.11万亿元，占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总额的1.45%。把握好银行业开放和其他金融自由化改革措施的节奏与秩序，以保证平稳过渡 麦金农曾经在总结拉美国家金融改革的教训后，提出金融自由化最优秩序的设想。

据世行克拉森斯（Stijin Claessens，2012）研究员对全球主要137个国家的统计，OECD国家、其他高收入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银行数量占比分别为25%、3%、43%、29%。这反映了中资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尚未摆脱传统的重资产规模而不够重视质量的经营模式。

并购价格一定要合理确定，防止再出现近年来对上一轮改革中参股的外资战略投资者在禁售期结束后出售股份、获取高额增值收益的广泛质疑。1992年，阿根廷本国控制的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资产的82%。

例如，阿根廷自1992年开始加速银行业私有化及对外资的开放。加强对外资银行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而中资银行自2013年三季度开始不良贷款率上升，重视此类信用风险上升偏晚。这一系列的银行微观改革要求，缺乏国内经验可资借鉴。这说明，已有的对外资银行的小幅开放是有益的。之后，阿根廷政府不得不实行债务比索化、资本流动控制、取消银行实行的存款冻结、保护存款人存款价值等政策措施。

外资银行可申请经营的业务范围也已包括入世谈判承诺的业务范围和入世后我国主动向其开放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QFII和QDII证券投资托管、国债承销、代理保险等业务领域。民众将比索现金和存款兑换成美元转存入外资银行，而外资银行却冻结民众存款，将其大量转移至境外，加剧资本外逃和金融动荡。

渐进和适度地提高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度，促进银行业竞争和金融发展 我国入世虽已13年，但银行业对外资狭义开放度仍不到2%。1997年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开始，1999年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3万亿元不良资产，但由于其公司治理未能及时改进，到2003年启动股改前其不良贷款又增加较多。

据统计，2013年，民资占比超过50%的中小银行已有100多家，其中100%民资的银行有3家，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民资占比已超过90%，村镇银行民资占比达到73%。2013年年底，在华外资银行业法人共42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总数的1.06%。

拉美不少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初始阶段，准许一大批外国银行进入本国银行业和国内资本市场，造成金融动荡，是一个大教训。这一点，对于引入何种性质的新股东（民资或是外资）都同样适用。但是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大多数国家的各类金融自由化措施往往是交叉推进的。随着外资银行的规模扩大，有必要重新考虑监管分工，明确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对外资银行分类监管。

而对外资银行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方面不宜承诺太多。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银监会已经允许民营资本申请开办银行，另一个则是鼓励民营资本参股。

我国未来推进银行业开放、资本项目开放时，需逐步、渐进、可控地推进，优先实行对内自由化，审慎地推进对外自由化。民营银行的加入无疑可以增加竞争。

银行业开放是金融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秉持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的理念，切实抓好两个有效、三个充足（即提升公司治理和内控有效性，确保资本充足、流动性充足和不良贷款拨备充足）。

而今年发生的中诚信托、超日债违约两案使得市场普遍对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相关资产和地方债务风险意识上升。负债共24219亿元，占我国银行业的1.72%。为了规避存贷比限制，创造出许多通过同业（信托、证券集合理财、基金）绕开监管、将信贷挪出表外的方式。考虑到金融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银行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是有必要的。

但考虑到金融安全性，批准外资银行投资控股本土银行暂时只针对区域性银行、或者说中小型银行较为合适，且最好不要在我国重要经济区域形成垄断。将银行业开放与银行业改革相结合、协调推进，共促金融发展 上一轮银行业改革中，将银行业改革与开放同步推进，达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并不发达。从产业层面来看，长久以来，我国银行业集中度过高、竞争不足，这一局面需要逐步改变。

2009年至2013年，中资银行抢平台贷、发放了大量房地产相关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企业贷款。而世行另一份报告的统计显示，2008年，在9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已有80%的国家在10%以上。